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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走私案件的独特性和自首案例分析
来源:岸之汀兰 作者:

  【题记:自首是司法实践中最主要的从轻、减轻情节之一。而走私犯罪中,由于案件特殊性,当事人归案情况与一些普通犯罪有较大区别,是否认定为自首,存在一定争议。本文从两个案例分析走私案件自首判断中“自动投案”的分析。】

  【基本案情】

  案例一:徐晓文等9人走私相机案中。侦查人员已经确定相关当事人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打电话通知其到案接受调查。当事人随后前去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该案涉及9人,其中有四五个人是依上述方案归案。[(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004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二:缪章连及其公司走私纸尿裤案。侦查人员在已经掌握其公司低报价格走私嫌疑的情况下前往公司调查,从办公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货物真实单证。在未确定具体实施走私的人员的情况下,从办公现场带走缪章连等人进行调查。之后缪章连如实供述走私行为。侦查机关认为,在对相关人员进行一般性排查时,缪章连如实供述,系自首。[案例来源:(2013)浙甬刑一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评析】

  我们认为,案例一可以认定为自首,案例二不宜认定为自首。

  1.案例一的分析

  案例一之所以认定为自首,主要是考虑到以下这几点理由:

  第一,符合归案自动性。刑法规定自首为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其立法本意之一在于节约司法资源。司法机关可以以较小成本破案,并实际控制住当事人。案例一中,虽然侦查机关已掌握当事人相关犯罪线索,也电话通知到其本人,但尚未实际控制住当事人。电话通知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口头传唤,但当事人并非实际到案。当事人在接电话通知后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前去接受调查,要么不予理睬甚至逃亡。也就是说这种存在空间间隔的口头传唤有别于面对面当面口头传唤。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事人只有归案一种选择,只是归案的过程有一定区别:要么配合归案,要么因抗拒而被制服后归案。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归案的实际决定权在司法机关而非当事人。而在前一种情况,当事人是否归案,实际决定权在当事人而非司法机关,在存在空间间隔的情况下,其虽然通过电话得知自己被立案调查,但对于是否前去接受调查,其自己有决定权。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前去接受调查,以节约司法成本。而这正是自首的立法本意之一。可见,这种行为能体现出当事人归案自动性。

  第二,从公平角度讲,这种情况也应当认定为自首。我们先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当事人在作案后,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其到案,事后当事人逃跑并且更换联系方式,侦查人员无法再次与其联系;而在逃亡的日子里,当事人幡然悔悟,决定前去投案并如实供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种典型的自首,完全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两个要件。而与这种情况相比,案例一中,当事人悔罪程度肯定更高,其归案自动性也更高,司法机关也更加节约司法成本。二者相比较,对于归案自动性更低的行为尚且认定为自首,对于归案自动性更高的行为如果不认定为自首,肯定是不公平的。况且这两种情况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也只能取决于当事人一念之差。比如: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当天接到电话通知,口头答应到案配合调查,但内心真实意图却是逃跑,第二天当事人又反悔,决定前去配合调查;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在电话里拒绝配合调查,之后自己内心愧疚,决定当即前去投案。当天当事人就到相关机关接受调查。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到底有无实质性区别呢?我想很难作出区分。当事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他在尚未被实际控制的情况下,主动投案,就体现归案自动性。

  2.案例二的分析

  在案例二中,侦查机关在已经发现单位犯罪嫌疑,而且从单位办公现场查获大量证据,并实际控制公司相关人员。虽然具体走私实施人员没有确定,但这种情况下开展的调查,已经不是一般性调查,而是很有针对性地调查。既不符合典型的自动投案,也不符合特殊自动投案的条件,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在实践中绝大部分走私犯罪案中当事人都类似于这种情况归案,如果可以认定为自首,会导致“自首”适用的泛滥。

  当然,由于走私案件比较特殊,实践中普遍存在海关相关执法部门(包括缉私部门、缉查部门)在发现有走私可疑后,对相关单位进行执法调查、摸排,涉案单位主管人员主动交代走私犯罪事实并提供具体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侦查起到较大作用。在此情形下,关键在于判断执法部门在调查之前所掌握的可疑线索程度。如果只是通过一般性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涉案单位有可能存在低报价格等风险,由于执法部门没有掌握到涉嫌走私的实质性证据,在此情形下属于一般性调查。如果是基于具体人员的举报或者通过其它手段已经掌握涉嫌走私的指向性的证据,即使只是单方面,但只要能够与嫌疑人、嫌疑单位走私案情建立可靠的关联性,进而到涉案单位们展开调查,就属于有犯罪嫌疑而进行的调查。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形。

  原题:走私罪专题十九:聊聊海上走私的独特性

  文章来源:岸之汀兰公众号

  走私本质上是货物的非法进出境,海上走私则是绕过国家开放的进出口岸,通过海上途径实现货物非法进出境的行为。海上走私既有别于通关走私,也有别于陆上绕关走私。对比分析是理解概念的有效途径,下面从两组概念的对比中分析海上走私的特征,便于更好把握海上走私案件的疑难问题,也更好了解海上走私案件办理中证据固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独特性。

  (一)绕关走私与通关走私的区别

  绕关走私与通关走私是走私的两种基本类型。所谓通关走私,是指通过设立海关进出口口岸,以隐蔽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偷运应税、禁止或限制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行为。绕关走私则是指不经过国家开放的进出口岸和准许进出境的过境、孔道而非法携运应税、禁止或限制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行为。虽然二者都存在逃避海关监管的情形,但逃避监管的方式、程度都有所区别。

  通关走私往往是部分逃避海关监管,在货物通关环节中通常会形成大量货物单据、相关人员进出境记录、物流单据等,便于事后从通关、海运、物流、人员等方面对货物追根溯源,在行为次数、货物数量、来源、去向、关联单位或人员的判断上也比较容易。

  而绕关走私则完全逃避海关监管,书证少、行为隐蔽,除非现场查获,否则在货物入境环节很少留下明显痕迹,这对查清货物来龙去脉、认定走私次数、数量甚至要准确判断货物属性都有很大难度。这也是近年来许多案件中,尽管有线索显示某一条船有多次海上走私,但最终只能实际认定少数几次甚至只有一次的原因所在。况且即使是码头现场查获的货物,但如何判断货物确实来自境外、如何认定岸上人员主观上明知货物来自境外以及如何认定查扣货物的实际货主或相关联的其它参与人员等,这些都是司法实践的常见问题。

  (二)海上走私与陆上走私的区别

  同样是绕关走私,海上绕关与陆上绕关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根源于海洋独特的自然属性和多元的法律地位。陆上边界主要体现为山川、河流、平地等,国与国之间可以在陆地上划出清晰边界,即使部分陆上边界存在争议,通常可以在争议区与非争议区之间划清界限。基于清晰的边界,对于货物是否通过陆上边界非法越境,人们通常可以作出直接判断,走私行为的认定也比较简单明了。

  相对于陆上边界泾渭分明的特征,海上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首先,海上区域多样化,不同区域之间边界比较模糊。根据相关法律、国际条约,一国从海岸向外延伸依次是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公海,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国家在内海、领海上拥有完整主权,海上走私体现为从领海以外运输货物非法入境。因此,领海边界的确定就非常重要。众所周知,从理论上讲一国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的区域为领海。然而,基于海洋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地方领海基线尚没有完全确定或者不是非常精准,另一方面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仍然属于茫茫大海,从证据上要直接确定12海里的边界线也有一定难度。因此,海上走私案件中,如何通过证据判断货物确实来源于领海之外,比较容易成为争议点。

  其次,海上货物运输的入境具有双重特性。首先涉及海域边界,即境外货物通过船舶运输先是进入我国领海,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进入国境。然后是水陆边界,即船舶到达设关或非设关码头、港口进入境内,这是判断货物是通关入境还是绕关入境的根本标准。然而,由于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货运船舶在进入领海、到达口岸之前存在不确定状态:可能直接驶往设关口岸,也可能直接驶往非设关港口、码头,甚至还可能只是过境而并不驶往沿海国。显然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是绕关走私。这种不确定状态,给绕关走私的判断带来很大难度。不论是在海上被查获的货物还是码头被查获的货物,要直接认定为走私都面临着不同困难:一方面,在领海上查到的货物,需要证明涉案船舶主观上意图驶往境内非设关码头卸驳,因此难点在于证明其主观上有走私故意,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辩解其并非驶往非设关码头或者只是商船过境。另一方面,在码头查获的货物,难点在于证明其客观上确实来源于领海之外,才能认定其走私入境,然而实践中大量案件除了行为人供述外往往缺少客观性证据佐证货物实际来源。

  此外,海上走私以船舶作为货物运输工具,而船舶载重量少则几百吨,多则上千上万吨。因此,相比于陆上走私,海上走私通常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大规模的聚集效应,其危害后果也远大于陆上走私。

  作为走私犯罪的一种类型,在办理海上走私案件时应当坚持走私案件办理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然而,由于海上走私的上述独特性,又决定了在证据标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犯罪主观故意的判断、犯罪既未遂的认定、购私行为的定性、共同犯罪的判断、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标准、刑事政策的把握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走私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