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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是否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的裁判规则
来源:判例研究 作者:

  基本理论

  1.不可抗力的概念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了不可抗力的定义,即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不可抗力的内涵

  (1)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客观现象。即不可抗力须为凭借人类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比如洪水、台风、地震、战争等,都是人类已认知并能够对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

  (2)必须来自于行为人的外部。不可抗力的外部性,是为了澄清行为人自己行为及他人或者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其中,自然现象的外部性较容易认定,但认定社会现象的外部性却常遇到困难。

  (3)必须是行为人不可预见的现象。某种现象可否预见,需由债务人的注意义务程度加以判断。以时间标准观察,须是行为人建立民事关系时未能预见的现象。

  (4)必须是后果不能抗拒的现象。我国《民法总则》称为“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其中,“避免”是使得事件不发生,“克服”是指消除损害后果。

  (参见叶林:《论不可抗力制度》,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第36-44页。)

  3.不可抗力的认定

  关于不可抗力的认定,常见的是从三个“不能”的方面认定不可抗力。

  第一,正确适用不可抗力的主观要件——“不可预见”。对其适用应注意界定“不能预见”的主体,其实质是以什么认识标准和行为能力来确定“不可预见”的问题。(可参阅下文实务要点五)

  第二,正确运用不可抗力的客观要件——不可抗拒性(即“不能避免、不能克服”)。

  第三,正确处理上述主客观要件之间的关系。首先应把握不可抗力的客观要件,这是认定不可抗力的前提。其次,在根据不可抗拒所相对的主体来确定是否再运用不可抗力的主观要件。

  (关于“不可抗力主客观要件理论”具体参见毛立新、徐东升:《浅论不可抗力》,载《天中学刊》1998年第04期,第30-32页。)

  一般认为,不可抗力认定的核心问题是不可抗力与履行合同义务受阻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不可抗力应当是合同履约受阻的直接或者根本原因,即若未发生不可抗力,就不致于出现履约受阻的情形(可参阅下文实务要点一、二、四)。

  第二,不可抗力与履行合同义务受阻之间存在阻断事由。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阻断事由,与合同履约人的注意义务程度有关。如果合同履约人承担较高注意义务,诸多事实都可阻断因果关系,从而缩小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若合同履约人承担较低的注意义务,就会扩大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可参阅下文实务要点五)。

  (关于“因果关系理论与不可抗力”具体参见叶林:《论不可抗力制度》,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5期,第36-44页。)

  裁判规则

  实务要点一:

  疫情的发生引发社会恐慌从而影响合同履行,且当事人将客观条件等约定在不可抗力范畴的,疫情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案件:宁夏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大连南北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8)宁01民再72号民事判决书]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大连南北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航旅)因与宁夏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国旅)、原审第三人宁夏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中旅)合同纠纷一案引发诉讼,案件争议焦点为“疫情”是否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大连航旅认为,应当按《合同法》的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看疫情发生是否达到“不能履行合同”的程度,只有达到“不能履行合同”的程度才是因“不可抗力”免责的核心标准。本案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影响非常有限,案涉航班复航后均正常执行,根本不构成不能履行合同的不可抗力。宁夏国旅主张所谓“不可抗力”是“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引起赴韩游客的恐慌”,而“恐慌”显然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本身不属于客观情况,此类“恐慌”通过正确的宣传和引导完全可以消除或者降低影响,可以避免及克服,且2015年被发现后韩国已经积极采取了相关措施,有效控制了其蔓延和影响,期间中国民航局没有发布任何赴韩的航空禁令。国家旅游局也没有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发布任何赴韩旅游的安全风险提示,而且世界卫生组织针对韩国疫情并未建议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禁令。由此可见,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中韩航空及旅游正常进行,其影响程度远远达不到不可抗力。因此,就本案而言,“航班能否安全飞行、起降和得以执行”才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唯一标准,既然航班可以复航并得以执行,就不存在不能履行合同的不可抗力。

  宁夏国旅辩称,中东综合呼吸症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其在韩国的爆发足以影响宁夏国旅继续履行《客座销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因而构成不可抗力。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大连航旅、宁夏国旅、宁夏中旅对其签订的《协议》的合法有效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三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依据《协议》,大连航旅的合同义务是航班的安全起降飞行,宁夏国旅和宁夏中旅的合同义务是客座销售。《协议》第七条是对客观条件等不可抗力事由及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的约定,第八条是对由于瘟疫等不可抗力就具体航班的延误及取消的约定,第十条是对单方解除合同的约定。《协议》签订后,三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因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由于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的蔓延,引发国内赴韩旅游人群的恐慌,进而影响到宁夏国旅和宁夏中旅履行客座销售义务。且三方在《协议》第七条中也将“客观条件等”约定在不可抗力的范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属于“客观条件等”的范围,故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构成三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的不可抗力。

  实务要点二:

  合同签订后发生疫情的,政府采取的行政干预措施对合同履行构成阻碍的,疫情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案件:殷某敏与三亚长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5)三亚民一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非典”疫情是否构成阻碍房屋交付的不可抗力问题。本院认为,该疫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且在当时卫生医疗技术条件下为不可克服的,由此导致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禁止录用岛外民工。而在政府部门发文禁止录用岛外民工的期日之前,三亚长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公司)已与多家建筑企业签订施工合同,但由于2003年4月“非典”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暴发,各地均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大量人员的随意流动,并且客观上本案涉及的标的物施工人员(民工)主要来自岛外,对民工流动的控制客观上导致了各建筑企业进场施工的迟延,应认定“非典”疫情对“天涯一方城”项目各项施工的完成构成不可抗力因素。同时三亚市政府职能部门就“非典”期间禁止录用岛外民工的通知也是属于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政府干预性影响,因此简称长源公司可据此对“非典”期间导致工期延误发生的迟延交房主张免责。“天涯一方城”项目各项装修工程的施工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的工人从事。在长源公司已与各装修施工企业签订施工合同后,殷某敏主张这些施工企业完全可在海南本地招募人员,甚至长源公司可以在海南本地另行寻找施工企业完成施工,对于长源公司及各装修施工企业系过分苛求,理由不当,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实务要点三:

  合同签订时疫情已发生,不具有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况,一方当事人以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张某薇与沈阳新中城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2005)沈民(2)房终字第802号民事判决书]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非典”疫情的发生是否构成沈阳新中城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城公司)逾期交房的不可抗力问题。本案中,新中城公司提出的“非典”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新中城公司违约责任的问题。虽然2003年春夏之间我国爆发“非典”疫情,但新中城公司在与张某薇签订《协议书》时(2003年5月26日)应当预见“非典”疫情可能对其正常施工造成影响,但其仍然在《协议书》中约定在2003年9月底将商品房交付张某薇,且新中城公司自认“2003年9月初,工程基本完工,只差验收”,其在2003年9月26日与张某薇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亦约定“交房日期为2003年9月30日前”,表明“非典”疫情并未对其交付房屋造成影响,故在本案中不能免除新中城公司承担全部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所以新中城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号]第3条第1款第3项“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的规定,确定新中城公司与张某薇对逾期交房各自承担50%的损失不妥,应予纠正。

  实务要点四:

  疫情仅对合同履行造成部分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合同直接或者根本不能履行的,疫情不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案件:大连鹏程假日大沐有限公司与大连正典表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2013)辽审二民抗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大连鹏程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简称鹏程公司)与大连正典表业有限公司(简称正典公司)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引发诉讼,案件争议焦点为“非典”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抗诉机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中已经明确“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所以本案因有关部门防治非典疫情采取行政措施导致正典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的范畴。

  鹏程公司申请再审称,不同意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意见。鹏程公司认为,正典公司停业不是不可抗力,大连市政府下发的停止野生动物经营活动的通知,并不是针对正典公司,没有责令正典公司停止经营活动。正典公司除了经营野生动物外,还有其它菜种,与“非典”疫情没有直接关系。双方签订了五年合同,不能因为短短的两个月“非典”疫情而完全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不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是正典公司假借“非典”疫情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鹏程公司无奈只能接受对方弃房而走的事实。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鹏程公司与正典公司之间合同的解除是否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酒店协议书》第一、四条的规定,正典公司承租的系大连鹏程假日大酒店(简称假日大酒店)全部,租赁期间,作为增项增加的蛇餐馆经营项目。协议签订后,正典公司注册成立了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并办理了《经营野生动物许可证》。假日大酒店的经营范围包括餐饮、客房等,正典公司承租后,实际经营项目亦包括以上两部分。大连市林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紧急通知,仅是停止野生动物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的只是正典公司的餐饮部分,客房经营仍可正常进行。此外,经调阅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的工商档案,其经营范围为“中餐加工零售;烟、酒、饮料零售”,并非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的餐饮经营,野生动物经营活动的停止,只是对其餐饮经营造成部分影响而不是全部,大连市西岗区阿六蛇城酒店还可以正常经营与野生动物无关的其它中餐。由此可见,因“非典”疫情和政府有关部门因此而下发的停止野生动物经营的通知,只是对正典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其与鹏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履行,本案的案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的情形,故本案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合同的解除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

  实务要点五:

  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疫情的,疫情不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案件: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与桂林新勤业农牧有限公司、焦某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象民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书]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2013年3月,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桂林分行)与被告桂林新勤业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勤业公司)分别签订两份《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后被告未如期还款引发诉讼。

  被告辩称,新勤业公司主观上渴望如期偿还全部贷款,但客观上力不从心,只实现部分还款是事出有因: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以及政府的应急防疫措施,导致答辩人新勤业公司蒙受巨额的亏损。H7N9禽流感疫情的爆发,属于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与政府的应急防疫措施构成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是普遍的、惨重的。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违约,应当按《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依法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退而言之,即使按照情势变更原则,也应当对合同条款予以酌情变更。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被告新勤业公司“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及政府的应急防疫措施,导致答辩人蒙受巨额亏损无力支付本息,此为不可抗力,依法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的抗辩,本院认为,合同内容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得到尊重和遵守,作为一家大型家禽养殖企业,被告新勤业公司应当对家禽传染病有充分的预料和防范,以抵御市场风险,而不是在市场风险发生后将其不利后果转嫁给原告,同时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并非不可抗力。因此,对其此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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