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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定“续冻”企业账款之责任辨析
来源:陕西耿民律师事务所 作者:

  最高法《为企业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指出:要“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那么,法院审理诈骗案件,能否在侦查机关冻结的账款期限届满前,借“核实证据”,以刑事裁定,持续对民营企业应收账款进行冻结?这种“续冻”,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和责任?

  案例:宋某因被控诈骗,被羁押14个月。是本诈骗案被告人,又是被“冻”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宋某因与本企业崔某(受害人)1000万元合伙投资纠纷,在其代表企业向崔某等起诉,要求清偿1300多万元债务诉讼中,被崔某以涉嫌诈骗罪控告。公安网上追逃时,宋某的身份被列为“个体”,被异地抓捕。但该企业因不涉及单位犯罪,不可能被确定为犯罪主体。在宋某被刑拘的同时,该企业300多万元应收账款,同时被公安机关超期限冻结。案件移送审判后,侦查员在其确定的超法定期限冻结期届满前,要求法官协助继以“续冻”。某法院便以“核实证据”为由,制发《刑事裁定书》,对被“冻”民营企业300多万元应收账款继续予以冻结。《刑事裁定书》形成后,未对宋某和该民营企业送达。但该《刑事裁定书》载明:“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现试就上述法院冻结权的合法性,以及《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续冻”事由、适用法律和裁定文书的使用,作如下辨析。

  一、关于是否构成违法责任

  1、替公安机关违法冻结护短,裁定的权力主体和事由是否违法?

  根据《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一百四十五条及侦查办案规定,查询、冻结财产,首先是作为公安在侦查阶段需要的一种临时性手段。目的是在侦查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转移违法所得,及时追回明显属于受害人所有的财产。对存款、汇款等财产冻结的期限一般为六个月。经公安负责人批准,每次续冻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侦查终结前,对于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即对不属于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不属于受害人所有的财物的,侦查机关应当在三日内通知予以解除。

  本案侦查终结,即意味着公安机关对侦查事项的完成和相应责任的承担。而在案件起诉移送审判后,由法院“接盘”续冻,显然有代人受过之虞。《刑事裁定书》载明的权力主体和事由,与法定查询、冻结财产对权力主体和事由的要求相悖。法院越俎代庖的同时,也同样违反了法定查询、冻结财产的范围和期限。

  2、裁定适用法律错误,逻辑不能自洽

  从立法上看,刑事冻结一般是对侦查机关的授权。审判中,法院的查询、冻结权,仅产生于庭审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需要。按《刑诉法》一百九十六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该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查询、冻结”。

  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对冻结财产的授权,法律采取了分而置之的办法。冻结权,侦查机关的使用是常态,对审判机关,则仅是特例。这与民事诉讼中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在期限(一年)和作用(保障生效判决执行)上,是明显不同的。

  本案在侦查阶段,相关公安机关就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七节冻结规范,把限于犯罪嫌疑人个人(非法)存款,扩大为民营企业(合法)的应收账款;把6个月期限延长为一年。并采取了冻结账款的相关文书不附卷移送的方式。案件经审查起诉移送法院后,侦查员不仅坚持不依法予以解除,反而要求主审法官继续超范围、超期限予以“续冻”。而法官即援引《刑诉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证据核实”之名,套用《民事财产保全裁定书》的形式和期限,在裁定书未依法送达下,配合予以“续冻”。

  开庭时,宋某提出:“你们以涉嫌诈骗通缉时,说我是无业 ‘在逃’个体;在送达的《刑事裁定书》上,才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年产值约2000万元民企的法定代表人。既然承认我是拥有巨额财产的民营企业家,我有必要去诈骗本企业内的一个经理人员(受害人)?退一万步,即便是构成了诈骗罪,我“骗”得的钱,和企业合法账款是一回事吗?”

  辩护人提出:公诉人已公开表示之前被公安机关冻结的账款,与被告人涉嫌犯罪行为无关。既然无“证据”需要“核实”, “续冻”,岂不成了画蛇添足?

  3、裁定文书使用上的异化现象

  按法律规定和诉讼文书使用常例,刑事裁定,是法院就刑事案件审理和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依法作出处理的书面决定。一审公诉案件,《刑事裁定书》被用于中止审理案件、终止审理案件和补正裁判文书。该基层法院套用《民事保全裁定书》的形式和期限,为侦查机关到期的违法冻结“续冻”,把《刑事裁定书》混同于《民事财产保全裁定书》,不送达,又写明“送达后生效”,自相矛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使《刑事裁定书》的使用出现了异化现象。

  二、关于是否构成司法赔偿责任

  实践中,有的“受害人”出于非常“讨债”的目的,本来通过民事诉讼也未必赢得了的官司,却恶意利用侦查权“讨债”。形成此类刑民交叉的“诈骗”案件。不仅把公权意义上的刑事“追赃”,演绎为民间的私人“讨债”,使侦查职能异化,同时,还可能影响到法院独立公正的刑事审判。

  如本案,已被冻结的该企业300多万元应收账款,按照最高法上述“通知”的要求,法院既不能判决“予以没收”,又不能责令用于返还“受害人”,出现了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同时,又留下了公众质疑审判公正的理由和司法赔偿的隐患

  《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最高法关于适用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第一项规定:“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的”受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前提出赔偿请求。

  笔者认为,本案法官因涉嫌为违法侦查行为“洗地”,且经当事人书面请求,坚持不依法在三日内予以解冻,已符《刑诉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和第(五)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应当自行回避,或经当事人申请,不再担任本案审判人员。

  本案中,如果被“冻”民营企业已经取得了冻结的300多万元账款,确实与宋某所谓诈骗行为无关的书面证据,就已经符合上述赔偿法解释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有权在申请本案法官回避的同时,向该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