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理解与适用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之一，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有关机关决定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的；

　　（二）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

　　（三）生效裁判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

　　（四）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情形。

　　刑事案件的部分事实具有前款规定情形，当事人基于该部分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前两款情形下，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依照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确定。

　　理解与适用

　　一、背景与规范定位

　　（一）规则出台的现实动因

　　长期以来，刑民交叉案件中的程序选择问题始终是司法实践的核心难点。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审判实践中，“先刑后民”在部分场景下被异化为绝对化的裁判惯性：只要案件事实与刑事犯罪存在关联，无论刑事程序最终走向何种结果，人民法院都倾向于直接驳回民事起诉，告知当事人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主张权利。这种处理方式在部分案件中直接导致了权利救济的真空：当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决定、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生效刑事裁判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负刑事责任时，当事人基于同一侵权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部分法院仍以“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甚至在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导致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害长期无法通过民事程序获得认定和救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披露的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刑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其中合同纠纷占比超过六成，而在全部刑民交叉案件中，因刑事程序终结于不追责而衍生的民事争议占比接近17%。大量实践案例显示，不少当事人在刑事程序终结后，反复奔波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权利主张在“刑事不处理、民事不受理”的夹缝中无法落地，既不符合民法典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也直接损害了司法裁判的统一性与权威性。第十五条的出台，正是对这一长期实践痛点的系统性回应。

　　（二）规范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刑民交叉规定》全文共24条，按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附则的逻辑结构层层展开，第十五条位于“实体与程序衔接规则”的核心位置，与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共同构成“救济兜底规则组合”：第十二条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生效后，新产生的后续治疗费用可另行起诉的问题；第十三条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导致刑事诉讼长期停滞时，受害人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先予执行的问题；第十六条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时，可直接对附带民事部分作出调解或判决的问题。而第十五条在这一救济体系中承担“终局兜底”的功能——当刑事程序完全终结且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后，直接为当事人打开独立民事诉讼的通道，彻底消除“同一事实涉刑但刑事不追责，民事也无法受理”的规则空白。

　　从规范属性上看，第十五条并非简单的“立案受理条款”，而是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属性的复合规则：在程序层面，它明确了四类法定情形下人民法院的强制受理义务，划定了民事立案的最低门槛；在实体层面，它直接确立了“刑事不追责不等于民事责任免除”的裁判逻辑，明确在刑事程序终结后，民事责任的认定完全回归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不受刑事程序结论的不当限制。这种规范定位决定了第十五条不能被孤立适用，必须与《刑民交叉规定》的其他条文形成体系化联动，才能完整实现“打通救济通道、统一法律适用”的立法目的。

　　二、立法沿革与制度演进

　　（一）旧规则体系下的实践分歧

　　在《刑民交叉规定》施行之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专门针对“刑事不追责后同一事实民事诉讼受理”的明确规则。相关裁判依据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零星条文中：《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进一步细化，强调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上述规则的适用前提，始终以刑事诉讼程序正常推进、被告人到案并进入审判程序为默认场景。

　　对于刑事程序终结于不追责的情形，旧规则体系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当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决定，案件根本未进入刑事诉讼轨道时，被害人能否直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不同地区法院的裁判尺度完全不统一；当侦查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部分法院认为“撤销案件即意味着刑事案件已经终结，当事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撤销案件仅因在案证据达不到刑事定罪标准，不代表行为完全不具有违法性，仍应当先通过刑事程序进一步追责，民事案件不宜受理”；当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同样存在“应当受理”与“不宜受理”的截然相反的裁判思路；即便在生效刑事裁判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下，仍有部分法院以“无罪判决已经作出，当事人的权利已经得到刑事程序的终局评价”为由，拒绝受理当事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

　　这种规则供给不足直接导致了类案裁判的严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部分典型案例中，明确支持在检察机关不起诉后，当事人基于同一侵权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在同期的部分地方裁判文书中，却大量出现以“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已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仍属于刑事处理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的裁定。这种裁判尺度的分裂，不仅大幅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也让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缺乏稳定的规则预期。

　　（二）从零散规则到体系化规范的演进

　　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28条首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分别审理情形作出集中列举，其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等六类情形，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这一规定打破了“同一事实一概先刑后民”的绝对惯性，但《九民纪要》的列举范围仍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担保责任等商事领域，并未专门针对“刑事不追责后同一事实的民事诉讼受理”作出针对性规定，人身损害、普通侵权等场景下的救济真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单独批复和个案答复中，逐步释放出“刑事程序不追责不影响民事程序独立受理”的裁判倾向：针对不起诉后当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问题，明确指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仅终结刑事追诉程序，不产生消灭受害人民事索赔权利的法律效果；针对宣告无罪后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明确刑事判决宣告无罪，不影响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零散的规则探索，最终在2026年《刑民交叉规定》中被体系化整合，形成了第十五条完整的规范表述，将此前分散在不同文件、不同场景下的裁判思路，上升为适用于所有刑民交叉案件的统一强制规则，完成了从“个案答复”到“普适性规范”的制度跨越。

　　三、第十五条的构成要件逐条解析

　　第十五条的完整规范逻辑，可以拆解为“前提要件+情形要件+事实要件+责任要件”四个层层递进的组成部分，四个要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适用本条规则，产生“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法律效果。

　　（一）前提要件：刑事程序已依法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终局结论

　　第十五条适用的首要前提，是刑事程序已经通过法定程序，作出了具有终局效力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这意味着，在刑事程序尚在推进过程中时，当事人不能直接援引第十五条主张民事案件受理：公安机关正在初查尚未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侦查过程中尚未作出撤销案件的结论、检察机关正在审查起诉尚未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案件尚在一审或二审审理过程中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均不属于本条的适用场景。此时如果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仍应当按照《刑民交叉规定》第四条的规则审查：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而不能直接适用第十五条要求强制受理。

　　这一前提要件的核心功能，是划定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的时间边界：既避免“以刑阻民”的机械做法，也防止出现“民事程序在刑事程序尚未终结时过早介入，导致事实认定冲突”的程序混乱，保障两个程序在各自的轨道上有序衔接。

　　（二）情形要件：四类法定不予追责情形的适用边界

　　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列举了四类典型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同时设置兜底条款覆盖其他法定情形，每一类情形的法律性质与适用边界都需要逐一厘清：

　　有关机关决定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本项中的“有关机关”，主要指对刑事案件享有立案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等法定刑事侦查机关。不立案决定，是指侦查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作出的不予立案的书面决定。撤销案件决定，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作出的终结侦查程序的书面决定。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不立案决定必须是侦查机关经过正式审查程序作出的书面结论，侦查机关口头告知“不予立案”但未出具正式法律文书的，不产生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效力；同样，撤销案件决定必须是针对全案作出的终局性结论，侦查机关针对某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止侦查，但未对全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不满足本条的适用条件。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本项中的不起诉决定，涵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全部不起诉类型：包括法定不起诉（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等情形）、酌定不起诉（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证据不足不起诉（二次补充侦查后，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酌定不起诉”场景，此前一直存在裁判分歧：部分观点认为酌定不起诉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已经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只是基于情节考量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同一事实下的民事诉讼不应当受理。但根据第十五条的规范逻辑，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果都是终结刑事追诉程序，不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论不起诉的类型是法定、酌定还是证据不足，都完全符合“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核心要件，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受理，不能以“行为人已经构成犯罪只是不予起诉”为由剥夺当事人的民事诉权。

　　生效裁判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本项中的生效裁判，包括一审后在法定上诉期内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以及二审终审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既包括“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绝对无罪，也包括“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存疑无罪。宣告不负刑事责任，主要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特殊主体：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完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不负刑事责任。 此类情形下，刑事生效裁判已经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终局的否定评价，刑事程序完全终结，此时当事人基于同一侵权事实主张民事赔偿，人民法院当然应当受理，不能再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对民事诉权进行限制。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情形本项作为兜底条款，主要覆盖前三类情形之外，法律明确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场景：比如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经特赦令免除刑罚、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等法定情形。当上述情形出现时，刑事程序依法不再继续推进，刑事责任的追究在法律上已经彻底消灭，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样应当纳入第十五条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三）事实要件：当事人基于与刑事程序评价范围完全重合的同一事实起诉

　　第十五条要求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此前刑事程序中评价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这一要件直接承接《刑民交叉规定》第二条对“同一事实”的定义：即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完全相同的情形。 实践中对“同一事实”的判断，不能仅作形式化的比对，而应当从三个维度进行实质审查：一是核心行为的同一性，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侵权行为、违约行为，就是此前刑事程序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予以评价的同一行为；二是损害结果的同一性，民事诉讼中主张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就是此前刑事程序中作为犯罪危害结果予以评价的同一损害；三是主体的对应性，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就是此前刑事程序中被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追诉的同一主体。如果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依据的是与犯罪行为存在关联但完全独立的另一层法律关系，比如主合同涉嫌犯罪但债权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此时应当直接适用《刑民交叉规定》第三条的规则受理，无需满足第十五条“同一事实”的要件。

　　第十五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的“部分事实涉刑不追责时的民事受理规则”，是对同一事实要件的补充延伸：在部分涉及多事实、多行为的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仅对其中一部分涉嫌犯罪的事实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的决定，或者检察机关仅对其中一部分事实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仅对其中一部分事实宣告被告人无罪，对于这部分已经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结论的事实，当事人单独基于该部分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受理，无需等待其他仍在刑事程序中推进的事实作出终局结论。这一规则彻底避免了“某一案件中只要还有部分事实仍在刑事程序中，其余已经终局的事实对应的民事救济通道也一并被冻结”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扩大了权利救济的覆盖范围。

　　（四）责任要件：民事责任的认定直接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规范

　　第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前两款情形下，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依照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确定。这一规则直接划清了刑事评价与民事评价的边界：刑事程序作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只是对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公法评价，该结论不产生限制、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私法效力。 在“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宣告无罪”等场景下，刑事程序中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高度可能性”，二者的证明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即便在案证据无法达到刑事定罪的标准，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只要在民事诉讼中，权利人提交的证据能够满足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法认定民事责任成立，直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则作出判决，不能以“刑事程序没有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为由，反过来否定民事侵权行为的成立。

　　四、程序衔接与实务操作规则

　　（一）立案阶段的审查标准与材料要求

　　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审查当事人依据第十五条提起的民事诉讼时，应当适用形式审查标准，不得进行过度的实体实质审查。当事人立案时，除了提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常规起诉材料之外，仅需要一并提交能够证明刑事程序已经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终局结论的法律文书：不立案通知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宣告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的生效刑事判决书。只要上述材料能够初步证明第十五条的要件已经满足，人民法院就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不得以“案件事实复杂、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为由拖延立案、拒绝立案。 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当事人提交的刑事法律文书只要是法定机关依法出具的正式文书，人民法院就应当直接认可其程序效力，无需向出具文书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刑事审判庭进行实质核实。如果对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主张刑事程序的法律文书存在认定错误，相关机关已经启动纠错程序，应当由其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立案阶段人民法院不对此类抗辩事由进行预先审查。

　　（二）与其他救济通道的体系化衔接

　　第十五条不是孤立运行的规则，它必须与《刑民交叉规定》中的其他救济规则形成完整的程序衔接链条，才能为当事人构建全周期的权利救济体系：

　　如果刑事案件仍在正常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已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优先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生效后，就新产生的治疗康复费用，可以依据第十二条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如果刑事诉讼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长期无法推进，当事人无需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可以直接依据第十三条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先予执行，无需等到公安机关作出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决定之后再行起诉；

　　如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直接依据第十六条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或判决，无需动员当事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后，再另行提起普通民事诉讼，避免程序空转增加当事人维权成本；

　　只有当刑事程序已经完全终结，依法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终局结论，且此前当事人未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第十三条单独起诉等途径主张权利时，第十五条才作为终局救济通道正式启用。

　　这一程序衔接逻辑，为当事人提供了清晰的程序选择决策树：根据刑事程序的不同进展阶段，对应选择最适宜的救济路径，彻底改变过去“无论刑事程序走到哪一步，当事人都只能被动等待”的局面。

　　（三）衍生程序问题的处理规则

　　实践中适用第十五条时，还会遇到部分衍生程序争议，需要明确统一的处理规则：

　　当事人在刑事程序推进过程中曾经提起过民事诉讼，被人民法院以“先刑后民”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之后刑事程序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终局结论，当事人再次基于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依据第十五条受理，不属于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前诉驳回起诉的裁定仅为程序性处理，未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作出终局评价，刑事程序新的事实变化，直接赋予了当事人新的诉权。

　　当事人依据第十五条提起民事诉讼后，公安机关又对同一事实作出了立案决定，此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刑民交叉规定》第四条的规则进行审查：如果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新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如果民事案件的审理无需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应当继续审理，无需中止。

　　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被判决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将其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依据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责任的相关规则，判决监护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无需再等待其他刑事程序结论。

　　五、实体适用中的核心争议厘清

　　（一）“刑事不追责”与“民事过错认定”的关系

　　第十五条施行后，实务中最容易出现的认识误区是：“既然刑事程序已经认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就说明行为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观点完全混淆了刑事法律评价与民事法律评价的边界。刑事责任的认定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为核心标准，而民事责任的认定以“行为存在过错、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核心标准，二者的构成要件、证明标准、价值取向完全不同。 比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以“现有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为由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从刑事程序的角度看，依法不能追究行为人的故意伤害罪刑事责任；但在民事诉讼中，受害人提交的伤情鉴定报告、就诊记录、在场证人的证言等证据，结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已经能够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加害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的人身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此时人民法院就应当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判决行为人承担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能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作为否定民事过错的直接依据。

　　（二）赔偿范围的确定规则

　　适用第十五条审理的民事案件，其赔偿范围的确定，原则上应当直接适用民法典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的全部规则，不再受到此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仅赔偿直接物质损失”规则的不当限制。 具体而言：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范围应当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如果案件符合民法典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情形，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予以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支持。对于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赔偿范围应当包括直接财产损失，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赔偿范围的限制，其制度逻辑是基于“公法已经对行为人判处刑罚，对受害人进行了精神抚慰，因此不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在第十五条的场景下，行为人根本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受到刑罚处罚，该制度逻辑的前提已经完全不存在，因此不能再套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标准限制当事人的民事索赔权利。

　　（三）证据规则的差异化适用

　　在适用第十五条审理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完全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不能直接照搬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进行审理：

　　刑事程序中未被采纳的证据，并不当然在民事诉讼中丧失证据能力，人民法院仍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其进行独立审查，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的，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刑事程序中未出庭的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只要证人能够依法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其证言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人民法院应当独立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不受刑事程序中“因证据不足不予追责”结论的约束，只要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就应当依法认定侵权事实成立。

　　《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五条的出台，是我国刑民交叉案件程序规则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刑事不追责则民事救济无门”的实践困局，构建起“刑事程序与民事评价相互独立、程序衔接顺畅、救济没有真空”的全新规则格局。该条款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只要刑事不追责，民事就必须受理并判决被告承担责任”，而是在程序层面彻底保障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在实体层面让民事责任的认定完全回归民法典的评价体系，让每一个遭受损害的当事人，都能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完整的救济路径。 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随着第十五条的全面适用，类案裁判尺度将进一步统一，“以刑阻民”的机械裁判惯性将被彻底扭转，刑事程序与民事诉讼的衔接将更加顺畅，最终实现“既依法保障刑事责任的准确追究，也充分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双重法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