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理解与适用

　　第十七条 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

　　理解与适用

　　一、引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司法实践对刑民交叉场景下的合同效力认定普遍存在“刑事先行”的裁判倾向：只要订立合同的行为被认定构成刑事犯罪，便直接推定对应的民事合同无效，无需再依据民事法律规范对意思表示、主体资格、交易背景等要素进行单独审查。这种裁判思路本质上混淆了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评价边界，既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的基本要求，也在大量商事交易中不当损害了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破坏了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随着《民法典》的正式实施，我国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完成了体系化重构，原《合同法》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被拆解为通谋虚伪表示、违反强制性规定等精细化规则，合同无效的认定范围被严格限缩。在此背景下，《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七条的出台，本质上是对民法典效力认定规则在刑民交叉领域的重申与明确，其核心价值在于划定刑事犯罪与民事合同效力的法律评价边界，纠正“涉刑即无效”的实践偏差，实现刑法惩罚犯罪与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价值平衡。

　　二、第十七条的规范溯源与制度价值

　　2.1 规范演进的历史脉络

　　涉刑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的演变，始终伴随着我国民商事审判中刑民交叉问题的探索进程。早期的司法文件并未明确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合同效力的评价边界，不少裁判文书直接以行为构成犯罪为由认定合同无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28条首次明确了不同事实下刑民案件分别审理的规则，提出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但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当单独审理。这一规定为后续涉刑合同效力的独立审查埋下了伏笔。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进一步细化了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明确指出“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能够实现立法目的的，一般不认定合同无效”，直接从规范层面弱化了刑事犯罪对民事合同效力的直接否定效力。在此基础上出台的《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七条，最终将涉刑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完全锚定在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之内，完成了该领域裁判规则的体系化升级。

　　2.2 第十七条的核心制度价值

　　第十七条的制度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确立了“效力判断专属民事规范”的基本原则。合同效力的认定权专属于民事审判程序，刑事裁判中关于行为构成犯罪的结论，仅能作为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证据使用，不能直接产生否定民事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刑法的规范目的是惩罚犯罪、维护公共秩序，民法的规范目的是保护私权、维护交易安全，二者的评价对象、责任形式均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刑事评价替代民事效力判断。 第二，实现了法秩序统一性的逻辑自洽。该条款明确了刑法与民法的评价边界：合同内容仅在违反民法典规定的无效要件时才会被否定效力，单纯的行为人犯罪行为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避免了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评价冲突。 第三，强化了商事交易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代理人无权代理等常见涉刑场景中，该规则为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避免一方当事人借助刑事程序否定正常交易的效力，从制度层面维护了市场交易的稳定性。

　　三、第十七条的核心构成要件拆解

　　第十七条的适用可以拆解为两个核心层次：第一层次是涉刑合同本身的效力认定，第二层次是合同是否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判断，二者均需严格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展开审查。

　　3.1 第一层次：涉刑合同自身效力的民法典判断规则

　　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时，合同效力的审查必须完全回归民法典的规范体系，逐一对照民法典规定的效力要件进行判断，不能仅以“行为构成犯罪”直接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具体审查路径可分为四个递进环节： 第一环节，审查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表示。如果行为人与合同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订立合同，表面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洗钱、逃税、转移赃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双方均明知合同并非真实交易意思，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46条认定合同无效。该类情形的核心特征是双方均无真实的交易意愿，合同仅作为掩盖犯罪行为的载体。 第二环节，审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如果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转移资产、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54条认定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恶意串通的认定应当适用高于一般民事事实的证明标准，结合在案刑事证据、交易背景、资金流向等综合判断，不能仅以行为人单方构成犯罪直接推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第三环节，审查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如果合同约定的交易内容本身属于法律禁止的范畴，如买卖违禁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应的借贷协议等，此时合同内容直接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53条认定无效。如果行为人订立合同的手段行为构成犯罪，但合同约定的交易内容本身完全合法，不存在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则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 第四环节，审查是否属于欺诈、胁迫导致的可撤销情形。行为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即便该欺诈、胁迫行为本身已经构成刑事诈骗类犯罪，在民法层面也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48条、第149条、第150条认定为可撤销合同，而非当然无效。此时法律应当赋予受欺诈方选择权，由其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若受欺诈方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双方仍需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

　　3.2 第二层次：合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判断标准

　　在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行为本身构成犯罪的场景中，合同是否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同样需要严格依照民法典关于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核心是判断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属于善意无过失，具体可分为三类情形： 第一类，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有权代理。如果行为人本身具备合法的代理权限，即便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侵占等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要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对犯罪行为完全不知情，该合同直接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被代理人应当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实施犯罪行为的代理人另行追偿。 第二类，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72条认定代理行为有效，合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表见代理的审查应当重点关注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客观上存在代理权外观，如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的公章、空白授权书，或者此前长期代表被代理人开展同类交易；二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已经尽到了正常商事交易中的合理审查义务。即便行为人私刻公章、伪造授权文件的行为本身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类犯罪，只要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也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成立。 第三类，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如果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者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存在明显的重大过失，即便合同本身不存在无效情形，该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合同的法律后果只能由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自行承担，被代理人无需受合同约束。

　　四、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与统一裁判路径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裁判文书梳理，当前第十七条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类实践分歧，需要通过统一裁判标准予以厘清： 第一类分歧是“只要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对应的合同一律无效”的惯性裁判思路仍有残留。部分裁判文书直接引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行为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结论，直接认定民事合同无效，未依据民法典规则对合同效力进行独立审查。针对该分歧，统一裁判路径应当明确：刑事判决仅能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在民法层面属于可撤销事由，在受欺诈方未主张撤销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而非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第二类分歧是只要行为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就直接认定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部分案件中，行为人私刻被代理人公章的行为已被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直接以公章系伪造为由认定合同对被代理人无效，未审查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针对该分歧，统一裁判路径应当明确：公章真伪本身并非判断合同效力的唯一标准，即便公章系伪造，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形成了代理权外观，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仍然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72条认定表见代理成立，合同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类分歧是只要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职务类犯罪，就直接认定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部分案件中，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便利，以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个人将所得款项据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法院直接以法定代表人构成犯罪为由认定合同对公司无效。针对该分歧，统一裁判路径应当明确，依据民法典第504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即便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不能直接否定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公司仍需承担合同责任，后续可向实施犯罪行为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五、类案场景下的具体适用规则

　　结合刑民交叉案件的常见类型，第十七条在四类高频场景下的适用规则可以进一步细化： 第一类，合同诈骗罪场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对应的民事合同效力应当优先依据民法典欺诈规则认定为可撤销，受欺诈方有权选择行使撤销权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也可以选择不撤销合同，要求行为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不能直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 第二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场景。行为人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个出借人与行为人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存在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宜直接认定无效。单个借贷协议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效力不受行为人面向不特定对象集资构成犯罪的影响，出借人有权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主张权利。 第三类，保险诈骗、票据诈骗等特殊诈骗类犯罪场景。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订立保险合同、票据合同构成犯罪的，对应的民事合同应当认定为可撤销，保险公司、票据权利人作为受欺诈方有权选择撤销合同，拒绝承担保险理赔、票据付款责任，也可以选择不撤销合同，向行为人主张违约责任。 第四类，代理人、职员利用单位名义订立合同构成犯罪的场景。单位的业务员、项目负责人等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单位名义对外订立合同，个人将款项侵占、挪用构成犯罪的，应当重点审查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应当认定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单位应当承担合同责任。

　　《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七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民交叉领域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完成了从“刑事优先”到“民事独立判断”的根本性转型。该条款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刑事犯罪对民事合同的影响，而是将这种影响完全纳入民法典的规范评价体系之中，避免以刑事评价替代民事效力判断。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裁判者应当始终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原则，严格回归民法典的效力规则与代理规则开展审查，既不能放纵犯罪行为，也不能不当否定正常商事交易的法律效力，最终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法律目标。对于办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律师而言，该条款也提供了清晰的辩护与代理思路：无论是主张合同有效、维护善意相对人权益，还是主张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均需围绕民法典的具体要件组织证据、展开论证，而非仅以刑事判决结论作为唯一的抗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