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理解与适用

　　第十八条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构成犯罪，当事人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前款规定的合同，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法人、非法人组织追认的除外。

　　具有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法人、非法人组织因此受到损失，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理解与适用

　　一、引言

　　在商事交易与民刑交叉案件的实务场景中，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业务代理人利用职务便利，与外部相对人恶意串通，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虚假合同、转移企业资产、虚构债务侵占公司利益，最终该行为被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等刑事犯罪，是一类高发且裁判尺度长期不统一的纠纷类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裁判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法人利益，无论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应当直接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宣告合同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旦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对应的合同关系便完全失去民事评价空间，法人必须无条件承担全部外部责任。

　　这两种裁判思路都存在明显缺陷：前者忽略了恶意串通行为在进入刑事评价后，行为性质、主体身份、法律关系已经发生质变，简单套用民事领域的恶意串通无效规则，既可能架空刑法对职务侵占、背信类犯罪的规范目的，也可能损害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追认选择权；后者则完全否定了法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将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犯罪行为直接等同于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质上让无辜的法人为个人犯罪行为买单，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

　　《刑民交叉规定》第十八条的出台，正是对这一长期裁判困境的制度回应。该条款分三款构建了完整的规则体系：第一款明确在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当事人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款进一步否定相对人主张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请求，同时保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追认空间；第三款则明确法人遭受损失后，有权向恶意串通的双方主张连带责任。这一规则体系既坚守了此前确立的“民事规范独立审查”原则，又针对恶意串通涉刑这一特殊场景作出了精细化安排，对统一类案裁判尺度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规范溯源与制度演进

　　2.1 恶意串通规则的历史沿革

　　我国恶意串通制度最早确立于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明确规定为无效。1999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继承了这一立场，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纳入无效合同范畴。2020年《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对该规则进行了文本优化，删除了“国家、集体”的限定表述，统一表述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进一步扩大了制度的覆盖范围，将所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均纳入该规则的保护射程。

　　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已经成为规制“双方勾结损害第三方”行为的核心裁判依据，广泛适用于债务人为逃避执行与亲属串通转移财产、离婚诉讼中一方与近亲属串通伪造债务、商事交易中合作双方串通损害其他合伙人利益等场景。该制度的核心功能，就是在合同形式完全完备、签字真实的前提下，穿透意思表示外观，否定那些以损害第三方利益为目的的虚假交易的法律效力，为利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直接的救济路径。

　　2.2 刑民交叉领域的规则冲突与演进

　　在普通民事场景中，《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适用逻辑是清晰的：只要双方主观上存在损害第三方的共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串通行为并造成第三方利益损害，该民事法律行为即自始无效。但当恶意串通行为本身已经上升为刑事犯罪时，原有的单一民事评价逻辑便出现了明显适用困境。

　　早期的司法实践中，不少裁判直接将“涉刑”等同于“当然无效”，只要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被认定构成犯罪，便直接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宣告合同无效，完全不考虑法人的意愿和交易的实际情况。这种裁判思路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一方面，部分法人在交易已经实际履行、整体利益并未受损甚至获益的情况下，利用刑事程序主张合同无效，恶意逃避本应承担的交易义务，反过来损害了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裁判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为由，直接认定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完全无视相对人参与恶意串通的事实，让法人独自承担全部损失。

　　《刑民交叉规定》的出台，系统性纠正了上述两种偏差。此前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已经确立了“同一事实与关联事实区分”“涉刑合同不当然无效”的基础原则，第十八条则是在这一原则框架下，针对“行为人身份具有双重属性+恶意串通已构成犯罪”这一特殊场景的专门细化，完成了从“涉刑合同效力泛化判断”到“特定主体、特定行为效力分层判断”的规则升级。

　　2.3 第十八条的规范定位

　　从整个司法解释的体系结构来看，第十八条并非对《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否定，而是在刑民交叉特殊场景下的“规则修正与补充适用”。它并没有废除民事领域的恶意串通无效规则，而是明确划定了一条清晰的边界：当恶意串通行为已经进入刑事评价、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时，不能再简单沿用普通民事场景下的规则逻辑，必须适用专门的分层判断标准。

　　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考量有三：第一，区分“双方串通损害外部第三人”与“内部行为人串通损害法人自身”两类不同场景，前者仍然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后者则进入第十八条的规制范畴；第二，尊重法人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将合同最终是否对法人发生效力的决定权交给法人，而不是由司法机关直接替法人作出选择；第三，实现救济路径的优化，从“宣告合同无效”的单一救济，升级为“不发生效力+追认保留+连带责任追偿”的完整救济体系，为法人提供更周全的权益保护。

　　三、第十八条核心构成要件的规范解读

　　第十八条的完整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递进式构成要件，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直接适用该条款作出裁判。

　　3.1 主体要件：行为人必须具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的特殊身份

　　本条款的适用主体具有严格限定性，仅包括三类主体：第一类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即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第二类是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如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等；第三类是基于委托关系获得明确授权的代理人，包括职务代理人和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这一身份限定是第十八条规则逻辑的前提基础：正是因为上述主体依法享有代表法人、代理法人的外观权限，相对人才有理由相信其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也正是这种外观权限的存在，才使得恶意串通行为能够以“合法交易”的外观掩盖损害法人利益的非法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备上述特殊身份，仅仅是普通工作人员或者完全无关的第三方，其与相对人串通订立合同损害法人利益的行为，应当通过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等规则调整，不直接适用第十八条。

　　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边界区分：对于不享有代表权、代理权的普通员工，伪造公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即便与相对人存在串通，也不属于第十八条的规制范围，不能直接排除《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适用。

　　3.2 行为要件：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且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本条款要求客观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特征：一是行为必须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合同文本上明确加盖法人公章、由行为人签字，对外呈现出法人是合同一方主体的外观；二是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存在明确的恶意串通，双方均明知该合同的履行会直接损害法人的合法权益，仍然积极配合达成合意。

　　这里的恶意串通，应当结合交易全流程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不能仅凭单一证据作出认定。结合司法裁判的普遍标准，应当重点考察以下要素：交易双方的特殊身份关系，如近亲属、多年利益关联方；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合理区间，无正当理由大幅低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法人只承担义务不享有任何权利；合同履行痕迹严重缺失，没有真实的物流、资金流支撑，仅有形式上的转账流水；双方存在事前通谋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利益输送记录等直接证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单纯的“交易价格不合理”不能直接等同于恶意串通，只有结合上述多项客观要素，能够证明双方主观上存在损害法人利益的共同故意时，才能满足本条款的行为要件。

　　3.3 结果要件：该恶意串通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且直接损害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这是第十八条最核心的适用边界，也是其区别于普通民事恶意串通规则的根本标志。这里的“构成犯罪”，并非指行为人可能涉嫌犯罪，而是指该恶意串通行为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常见的罪名包括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

　　如果相关行为尚未进入刑事程序，或者刑事程序尚未作出生效有罪判决，案件仍然处于普通民事纠纷审理阶段，则不能直接适用第十八条排除《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适用。同时，犯罪行为与损害法人权益的结果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正是该恶意串通订立合同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法人财产损失、利益减损的后果。如果行为人虽然构成犯罪，但犯罪行为与案涉合同的订立没有直接关联，也不能适用本条款。

　　四、三款规则的分层适用与实务澄清

　　第十八条通过三款内容构建了逻辑严密的三层规则体系，每一层都对应独立的裁判规则与实务边界。

　　4.1 第一款：排除《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直接适用

　　第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满足前述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当事人援引《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则在实务中最容易引发误解，需要从三个层面澄清其真实含义。

　　第一，该规则并非完全否定恶意串通的事实，也不是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而是否定“直接宣告合同无效”的救济路径。在普通民事场景中，第三方利益受损时可以直接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在本条款规制的场景中，利益受损的主体就是法人自身，法人本身是被代表、被代理的主体，此时再通过“恶意串通无效”规则否定合同效力，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体系冲突。

　　第二，该规则纠正了过去“只要涉刑就一律认定合同无效”的惯性裁判思路。如果法人后续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对该合同进行追认，合同完全可以对法人发生法律效力，直接在事前宣告合同无效，实质上剥夺了法人的自主选择权，反而可能损害法人的自身利益。例如，某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串通订立资产收购合同，虽然行为构成犯罪，但收购的资产市场价值后续大幅上涨，法人通过履行合同反而能够获得远大于损失的收益，此时直接宣告合同无效，显然不符合法人的实际利益。

　　第三，该规则的适用主体是“所有当事人”，既包括法人一方，也包括相对人一方。无论是法人试图通过主张恶意串通确认合同无效，还是相对人试图以双方存在串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人民法院都不予支持，避免任何一方利用恶意串通规则谋求不正当的程序利益。

　　4.2 第二款：相对人效力主张的否定与法人追认权的保留

　　第十八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合同，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法人、非法人组织追认的除外。这是本条款的核心创新所在，确立了“合同对法人不发生效力”的基础立场。

　　从法理层面分析，在相对人明知行为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法人利益的前提下，其已经不再属于善意相对人，不存在值得法律保护的合理信赖利益。此时行为人虽然具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的外观身份，但由于相对人主观上并非善意，该代表行为、代理行为不能直接归属于法人，合同自然不能对法人产生约束力。这一规则从根源上切断了恶意相对人通过恶意串通交易，直接将交易后果强加给法人的路径。

　　同时，条款明确保留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追认权，将合同效力的最终决定权完全交给法人。法人可以根据自身商业利益判断，选择追认合同让其对自己发生效力，也可以选择拒绝追认，让合同仅在行为人和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相关后果由其自行承担。这种制度设计完全尊重了法人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将商业判断的权利交还给市场主体，避免司法裁判替代市场主体作出商业决策。

　　实务中需要注意，追认的意思表示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可以是通过书面通知、实际履行合同义务、明确接受合同履行利益等方式完成，不能通过法人的默示行为直接推定其构成追认，防止司法实践不当扩大追认的认定范围。

　　4.3 第三款：法人损失的连带责任追偿规则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因此受到损失，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则为法人提供了最终的实体救济路径，实现了程序否定与实体追责的完整衔接。

　　从请求权基础来看，恶意串通的双方基于共同故意，共同实施了损害法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对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则的实践价值在于，法人无需再通过合同效力之诉迂回主张损失，而是可以直接依据本条款提起侵权之诉，将实施恶意串通的内部行为人和外部相对人作为共同被告，就全部财产损失主张连带赔偿。

　　在损失范围的认定上，应当完全覆盖法人因案涉恶意串通行为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包括财产转移造成的本金损失、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为阻止损害扩大支出的合理维权成本、鉴定费、公证费等必要费用。同时，连带责任的规则设计也极大降低了法人的执行风险，法人可以选择向任何一方主张全部损失，避免因某一方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导致权益落空。

　　五、实务分歧与类案适用边界

　　5.1 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适用边界区分

　　实务中最核心的分歧，就是如何清晰划分第十八条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适用场景，避免两个规则出现适用冲突。二者的核心区分标准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利益受损主体不同。如果恶意串通损害的是法人之外的外部第三方利益，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受损第三方有权起诉主张合同无效；如果恶意串通直接损害的是行为人所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自身利益，则属于第十八条的规制范畴。 第二，行为性质不同。如果串通行为尚未构成刑事犯罪，仍属于普通民事纠纷，原则上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如果该串通行为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则必须适用第十八条的分层规则。 第三，救济路径不同。普通民事场景中第三方的核心救济是确认合同无效，追回被转移的财产；而第十八条场景中，法人的核心救济是否定合同对自身的效力，同时向恶意串通双方主张全额连带赔偿。

　　5.2 与表见代理规则的边界区分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第十八条与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边界也经常出现混淆。二者的核心区分标准就是相对人主观是否属于善意无过失。如果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为人享有代表权、代理权，且尽到了正常交易下的审慎注意义务，完全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那么该场景应当适用表见代理规则，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法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行为人追偿。

　　但如果有证据证明相对人全程参与了串通，明知行为人是为了损害法人利益而订立合同，主观上不构成善意，那么就直接落入第十八条的规制范围，相对人无权主张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也不能主张适用表见代理规则要求法人承担合同责任。

　　5.3 高频场景的类案适用规则

　　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高发纠纷类型，第十八条在三类典型场景中的适用规则已经逐步清晰： 第一，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便利，与相对人串通虚构公司债务，通过诉讼、执行程序转移公司资产，该行为最终被认定构成虚假诉讼罪、职务侵占罪。此时法人无需再主张借款合同因恶意串通无效，直接依据第十八条第二款，主张该借款合同对自己不发生效力，同时起诉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对全部转移资产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企业业务代理人利用负责采购的职务便利，与供应商串通虚增交易价格，抬高采购成本，个人从中收受回扣，该行为被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此时企业可以直接依据第十八条，主张超出正常市场价格的部分对自己不发生效力，同时起诉代理人与供应商就虚增的货款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外部相对人恶意串通，以合伙企业名义订立低价转让核心资产的合同，个人从中牟取私利，该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其他合伙人可以合伙企业名义提起诉讼，拒绝追认该资产转让合同，主张合同对合伙企业不发生效力，同时要求执行事务合伙人与相对人连带赔偿合伙企业的全部资产损失。

　　《刑民交叉规定》第十八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民刑交叉领域中“恶意串通损害法人利益”类案件的裁判规则走向成熟与精细化。该条款没有简单延续“涉刑合同直接无效”的传统思路，也没有走向“法人无条件为代表人行为买单”的另一个极端，而是通过三层递进的规则设计，在尊重法人独立意志、否定恶意相对人不当诉求、强化共同侵权人连带责任三个维度之间找到了精准的平衡点。

　　在后续的司法适用中，人民法院应当始终坚守民事独立评价的基本原则，严格把握第十八条的三项构成要件，准确区分其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表见代理等相邻规则的适用边界，既避免法人利用该规则恶意逃避合法交易义务，也防止恶意串通的相对人通过外观规则将非法交易后果强加给无辜法人，最终实现刑事犯罪依法惩治与民事主体权益精准保护的有机统一，为市场交易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